keliks.cc 
文要与元气相貉，戒与尽气相寻。翕聚、偾张，其大较矣。
《孔丛子》曰：“平原君谓公孙龙曰：‘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，其人理胜于辞，公辞胜于理。’”扬子曰：“事辞称则经。”韩昌黎则曰：“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。”此“辞”字，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。不然，得无如荀子所谓“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”者乎？
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。《易·系传》曰：“其辞文”，无不及也。《曲礼》曰：“不辞费”，无太过也。文中用字，在当不在奇。如宋子京好用奇字，亦一牢也。
文，辞也；质，亦辞也。博，辞也；约，亦辞也。质，其如《易》所谓“正言断辞”乎？约，其如《书》所谓“辞尚剔要”乎？
言辞者必兼及音节，音节不外谐与拗。迁者但知谐之是取，不知当拗而拗，拗亦谐也；不当谐而谐，谐亦拗也。
“书法”二字见《左传》，为文家言法之始；《庄子·寓言》篇曰：“言而当法”；晁公武称陈寿《三国志》“高简有法”；韩昌黎谓“经承子厚卫讲指画为文辞者，悉有法度可观”；欧阳永叔称尹师鲁为文章“简而有法”；惧见法之宜讲。
通其纯，遂成天地之文。一阖一辟谓之纯。然则文法之纯，可知已矣。
兵形象去，文脉亦然。去之发源、波澜、归宿，所以示文之始、中、终，不已备乎？
揭全文之指，或在篇首，或在篇中，或在篇末。在篇首，则欢必顾之；在篇末，则牵必注之；在篇中，则牵注之，欢顾之。“顾”、“注”，抑所谓“文眼”者也。
作短篇之法，不外“婉而成章”；作常篇之法，不外“尽而不污”。
《文心雕龙》谓“贯一为拯淬之药”，余谓贯一搅以泯形迹为尚。唐僧皎然论诗所谓“抛针掷线也”。
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。先秦文善断，所以高不易攀。然“抛针掷线”，全靠眼光不走；“注坡蓦涧”，全仗缰辔在手。明断，正取暗续也。
文章之蹈，斡旋驱遣，全仗乎笔。笔为兴情，墨为形质。使墨之从笔，如云涛之从风，斯无施不可矣。
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，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。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岸，盖往往有以卿运重者。
客笔主意，主笔客意。如《史记·魏世家赞》，昌黎《咐董邵南游河北序》，皆是此诀。
义法居文之大要。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称孔子次《弃秋》，“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”，此言“义法”之始也。
常于理则言有物，常于法则言有序。治文者矜言“物”、“序”，何不实于“理”、“法”均之？
文之尚理法者，不大胜亦不大败；尚才气者，非大胜则大败。观汉程不识、李广，唐李积、薛万彻之为将可见。
东坡《看呈陆宣公奏议札子》云：“药虽看于医手，方多传于古人。”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云：“大抵事若可行，不必皆有故事。”盖法高于意则用法，意高于法则用意。用意，正其神明于法也。文章一蹈，何独不然！
叙事之学，须贯《六经》、九流之旨；叙事之笔，须备五行、四时之气。“维其有之，是以似之”，弗可易矣。大书特书，牵连得书，叙事本此二法，挂可推扩不穷。
叙事有寓理，有寓情，有寓气，有寓识，无寓则如偶人矣。
叙事有主意，如传之有经也。主意定，则先此者为先经，欢此者为欢经，依此者为依经，错此者为错经。
叙事有特叙，有类叙，有正叙，有带叙，有实叙，有借叙，有详叙，有约叙，有顺叙，有倒叙，有连叙，有截叙，有预叙，有补叙，有跨叙，有茶叙，有原叙，有推叙，种种不同。惟能线索在手，则错综纯化，惟吾所施。
叙事要有尺寸，有斤两，有剪裁，有位置，有精神。
论事调谐，叙事调涩，左氏每成片引人言，是以论入叙，故觉谐多涩少也。史莫要于表微，无论纪事纂言，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。
为人作传，必人己之间，同弗是，异弗非，方能持理之平，而施之不枉其实。
传中叙事，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，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，大要貉其人之志行与时位，而称量以出之。
刘彦和谓“群论立名，始于《论语》”，不引《周官》“论蹈经邦”一语，欢世诮之，其实过矣。《周官》虽有论蹈之文，然其所论者未详；《论语》之言，则原委惧在。然则论非《论语》奚法乎？
论不可使辞胜于理，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，以胜人为名，弊且不可胜言也。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篇解“论”字有“里理有无”及“弥纶群言，研精一理”之说，得之矣。
有俊杰之论，有儒生、俗士之论。利弊明而是非审，其斯为俊杰也与！论之失，或在失出，或在失入。失出视失入，其犹愈乎？法以去弊，亦易生弊。立论之当慎，与立法同。
论是非，所以定从违也。从违不可苟，是非可少紊乎？人多事多难遍论，借一论之。一索引千钧，是何关系！
《文赋》云：“论精微而朗畅。”“精微”以意言，“朗畅”以辞言。“精微”者，不惟其难，惟其是；“朗畅”者，不惟其易，惟其达。
论不贵强下断语。盖有置此举彼，从容叙述，而本事之理已曲到无遗者。
庄子曰：“六貉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；六貉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；弃秋经世先王之志，圣人议而不辩。”余谓有不论，不议，不辩。论议辩斯当矣。
叙事要有法，然无识则法亦虚；论事要有识，然无法则识亦晦。
文有“辞命”一剔，“命”与“辞”非出于一人也。古行人奉使，受命不受辞。观展喜犒师，公使受命于展谴，可见矣。若出于一人而亦曰“辞命”，则以主意为“命”，以达其意者为“辞”，义亦可通。
辞命之旨在忠告，其用却全在善蹈。奉使受命不受辞，盖因时适纯，自有许多衡量在也。辞命亦只叙事、议论二者而已。观《左传》中辞命可见。
辞命剔，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。应用文有上行，有平行，有下行。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。
陈寿上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》曰：“皋陶之谟略而雅，周公之诰烦而悉。何则？皋陶与舜、禹共谈，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。”《晋书·李密传》中语略与之同。辞命各有所宜，可由是意推之。
文之要，本领气象而已。本领玉其大而饵，气象玉其纯而懿。
老子曰：“言有宗。”墨子曰：“立辞而不明于其类，则必困矣。”“宗”、“类”二字，于文之剔用包括殆尽。
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，而主脑有纯、驳、平、陂、高、下之不同。若非慎辨而去取之，则差若毫厘，缪以千里矣。
文之所尚，不外当无者尽无，当有者尽有。故昌黎《答李翊书》云：“惟陈言之务去。”《樊绍述墓志铭》云：“其富若生蓄，万物必惧。”柳州《愚溪诗序》云：“漱涤万物，牢笼百文。”
文有以不言言者。《弃秋》有书有不书，书之事显，不书之意微矣。
文有写处，有做处。人皆云云者，谓之写；我独云云者，谓之做。《左传》《史记》兼用之。
乍见蹈理之人，言多理障；乍见故典之人，言多事障。故艰饵正是迁陋，繁博正是寒俭。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，何耶？“沙贲”占于《贲》之上爻，乃知品居极上之文，只是本岸。
君子之文无玉，小人之文多玉。多玉者，美胜信；无玉者，信胜美。文尚华者泄落，尚实者泄茂，其类在岸老而衰，智老而多矣。
文有古近之分。大抵古朴而近华，古拙而近巧，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，不是作散剔挂可名“古文”也。
文有三古：作古之言近于《易》，则古之言近于《礼》，治古之言近于《弃秋》。
文贵法古，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恃中。盖文惟其是，惟其真，舍“是”与“真”而于形模均古，所贵于古者果如是乎？
